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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譯著《泰西新史攬要》風行一時的原因探析

2022-03-14 點擊:
姚彥琳
(常州工學院 馬克思主義學院,江蘇 常州 213032)
 
 要:《泰西新史攬要》是晚清時期一部重要的西學譯著,其原著《十九世紀史》共有十多種版本,可謂是一部暢銷書。探究其暢銷的原因,可歸納為四點:其原著是一部暢銷書;譯本于甲午戰后出版適應了中國人對世界的認識由感性階段進入理性階段的需要;譯本順應了維新思潮興起的潮流;同時譯者還采用了一些獨特的營銷手段,使之能夠風行一時。
關鍵詞:《泰西新史攬要》;風行;原因
中圖分類號:H315.9;K25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2096-4110(2021)11(c)0185-05
 
Analysis on the Reasons for the Popularity of the Translation of Essentials of the West's Recent History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YAOYanlin
(School of Marxism,Changzhou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Changzhou Jiangsu, 213032, China)

Abstract:Essentials of the West's Recent History is an important translation of Western learning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there are more than a dozen versions of its original text,The History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it is a bestseller.To explore the reasons of its popular,can be summarized as four points:Its original text was originally a bestseller;The translation was published after the Sino-Japanese War of 1894-1895,meeting the needs of the Chinese people's understanding of the world from the perceptual stage to the rational stage;The translation conforms to the rising trend of reform thought;At the same time,the translator also adopted some unique marketing methods to make it popular.

Key words: Essentials of the West's Recent History; Popularity: Reasons
 
     英國浸禮會傳教士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與《萬國公報》華人主筆蔡爾康合譯的《泰西新史攬要》一書在甲午戰爭后風行一時,引起了部分學者的關注。其風行程度,使該書“一版再版”,以至于從皇帝天子到普通學子都競相購閱,“舉國爭誦,風靡全國”,這些成就得到了眾多學者的認可[1]。另一方面,該書原著曾被著名英國歷史學家柯林武德(Robin George Collingwood)列入“第三流歷史學著作中最乏味的一些殘余”[2],其譯本卻在中國風靡一時,這一反差讓很多學者感到難以理解。假如中國人趨之若鶩的居然是西方文化的渣滓,這對于具有數千年文化傳統的中華民族實在是一種貶低。本文擬通過分析《泰西新史攬要》在中國風行的具體原因,對此現象進行合理解釋。
     筆者以為,《泰西新史攬要》之所以能夠在中國風行一時,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的原因。
 

1  原著介紹

    《泰西新史攬要》譯自英國學者馬懇西(John Robert Mackenzie,今譯麥肯齊)所著的《十九世紀史》(The Nineteenth Century:A history)。馬懇西的《十九世紀史》初版于1880年,由哈鉑公司(Harper)印行于紐約(鄒振環先生請人幫忙從美國哈佛大學圖書館找到了該書由哈鉑公司于1880年在紐約印行的版本)。該書出版之后,很快即一再重版,到1882年就在芝加哥出了第四版。此后,倫敦的尼爾森父子(Thomas Nelson & Sons)公司亦曾經于1889年推出再版。其他的不同版本也層出不窮。又過了十年時間,該書即于1909年推出了第15版,該版由尼爾森父子公司在倫敦、愛丁堡、都柏林、紐約四個城市同時印行。在首尾不到30年時間里,馬懇西的《十九世紀史》就出了這么多版本,可見它在歐美國家的市場非常廣闊,可以說是非常暢銷的。直至3/4個世紀之后的1956年,該書還曾由牛津大學出版社推出新的版本,說明它仍具有一定的市場效應,其影響力由此亦可見一斑。
     李提摩太之所以會選擇馬懇西的《十九世紀史》來翻譯,當然不會是盲目的。除了該書的內容非常適應當時中國社會的需要(這一點下文將展開論述)之外,首先要考量的便是該書的出版、發行量,以及由此所展示的市場效應和社會影響力。正是由于該書具有在歐美市場上的廣泛銷行量及其潛在的長達3/4個世紀的社會影響力,才會被李提摩太選中。從這一點上來說,我們甚至不能不承認李提摩太是慧眼獨具的。
 

2  譯著《泰西新史攬要》暢銷的原因

2.1 適應了中國人認識世界的需要
    近代中國人對西方的認識,經歷了一個漫長的過程,呈現出明顯的階段性和漸進性。
    鴉片戰爭時期,清軍一敗再敗于英軍的堅船利炮,引起了官僚士大夫中少數思想敏銳者的關注,林則徐、魏源等人成為“開眼看世界”的先驅,撰寫了一批介紹西方國家歷史、地理與中外關系的著作。但是,大清朝的君臣們卻把戰后簽訂的《南京條約》當成了“萬年和約”,認為“和議之后,都門仍復恬嬉”,這種好了傷疤忘了疼的思維,“大有雨過忘雷之意”,以至“海疆之事,轉喉觸諱,絕口不提,即茶房酒肆之中,亦大書‘免談時事’四字”[3]。而“開眼看世界”著作本身對西方國家的描述也大多是一知半解、正誤參半。
      第二次鴉片戰爭給了清廷上下創巨痛深的打擊,舉國震驚之余,統治階級中的部分開明之士“人人有自強之心,亦人人有自強之言”[4],倡導了一場學習西方的洋務運動,拉開了中國社會近代化的帷幕,了解西方成為民族精英分子的當務之急。但是,為數眾多的頑固派卻依然固守“立國之道,尚禮儀不尚權謀;根本之圖,在人心不在技藝”的老調,叫嚷要“以忠信為甲胄,禮義為干櫓”[5]與西方列強抗衡,對洋務派所提倡的制造輪船、修筑鐵路、引進西學等近代化舉措發起了一次次非難,嚴重地干擾和妨礙了中國社會近代化的進程,制約了人們認識西方的深度和廣度。
    時至甲午戰爭,中國慘敗于日本,不僅僅是雄踞東亞的老大帝國受挫于孤懸海外的“蕞爾”島國,更重要的是將一個冰冷的事實展示在中國人眼前,那就是千余年來一直被仿效的老師居然敗給了曾經跟在中華文明后面亦步亦趨的學生,而日本學習西方才20余年就取得了如此顯著的成效,稍知民族大義、略具國家觀念者一時無不孜孜以求了解西方。是以連素以保守著稱的桐城派文人中,也有人稱贊“《泰西新史攬要》,西人李提摩太所編,而華人為之潤色者。其書皆百年以來各國轉弱為強之事跡,最為有益于中國”[6]。宋恕甚至向杭州駐防旗營的滿洲正紅旗人貴林推薦道:“現又有一部極好新書,名曰《泰西新史攬要》。”[7]不同階層、不同派別的人們都急于了解西方,“應運而生”的《泰西新史攬要》當然會供不應求了。
2.2順應了維新思潮興起的潮流
     甲午戰后,列強掀起瓜分中國的狂潮,民族危機空前高漲,朝野中發出了一片片要求維新變法的呼聲!短┪餍率窋堃沸Q:“天意欲人遞勝于前,以漸幾于上天全備之德,惜有在上之權勢以阻之,民既有權,則可以博考萬物而得萬物之理。此百年中地球諸大國已去其權勢之大弊,民既大安大盛,自今以后之世人應知,欲禁人出新法以益人者,斷無可以禁之之勢矣。夫世間之弊甚多,不能盡除,時日既常有變通,法令亦必隨之而變通,始為無負乎時日。故地球極大之弊,在于識見不到之人但知有己,而恃其權勢以壓人,阻百姓之長進,而貌似太平也。及脫離帝王權勢羈絆之苦,將來之民順天而動,無有不受益至無窮盡者。”[8]以進化史觀論證了改革的合理性與必然性,為正在興起的維新思潮提供了思想營養,而書中描述的歐美各國新政,也成為可資中國改革借鑒的藍本。
     《泰西新史攬要》問世伊始,當時中國資產階級維新派便趨之若鶩?梢哉f,維新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幾乎無不閱讀過《泰西新史攬要》,并或多或少地從中汲取過一些新的思想養料。下面僅舉幾例,便可略見一斑。
     鄭觀應曾依據《泰西新史攬要》增訂《盛世危言》中的《議院》篇。唐才常在《最古各國政學興衰考》、《各國政教公理總論》等文章中多次引用《泰西新史攬要》。梁啟超不但稱贊“《泰西新史攬要》述百年以來歐美各國變法自強之跡,西史中最佳之書也”[9],而且以《泰西新史攬要》中的相關史實駁斥“歐人文明與法(國)無關”等說法?涤袨榈淖兎ㄗ嘧h多處引用《泰西新史攬要》的內容,并將該書與其本人所寫的《日本變政考》、《俄彼得變政記》等書一起進呈給光緒皇帝。在近兩個月的時間里,光緒皇帝一直在帝師孫家鼐的指導下研讀《泰西新史攬要》。甚至連時務學堂頭班學生張伯良也撰寫了《〈泰西新史攬要〉書后》一文發表于《湘報》,聲稱歐美國家“實自不囿于上下數千年之積習,始戛戛獨新,隆隆日上,故興之速而盛之隆,良有以也”[10]。
     在當時的中國,維新變法的呼聲不斷高漲,正在匯聚為一股不可抗拒的社會思潮,維新派代表人物正是引領這股社會思潮的社會精英。這些精英人物紛紛購買、傳閱、引用、推崇《泰西新史攬要》,必然會引起普通社會人士的仿效。這應該是《泰西新史攬要》風行一時的直接原因。
2.3采用了獨特的營銷手段
     從傳播學理論來看,傳播手段與傳播方法在很大程度上影響著傳播效果。作為傳播者一方的李提摩太為推銷《泰西新史攬要》也動了不少腦筋,下了不少功夫。
     《泰西新史攬要》正式出版之前,曾于1894年3月至9月間以《泰西近百年來大事記》為題連載于當時影響很大的教會雜志《萬國公報》上,至少使該報讀者都知道了這部書。出于宣傳該書的需要,李提摩太先是親自寫了《〈泰西新史攬要〉譯本序》、《〈泰西新史攬要〉譯本后序》刊登在《萬國公報》上,聲稱:“馬懇西先生,具才、學、識三長,而又熟諳掌故,萃生平之心力”,撰寫成《19世紀史》一書,述歐美“近百年來之新政,不啻歷歷在目”。“觀其條目,千端萬緒,而要其所謂大事者,無論近百年,即推而上至數千年亦不過教民、養民、新民、安民四者而已”,“向欲究心西國廢興成敗之故”卻又“足跡未涉重瀛”的中國人“茍得此書,循環瀏覽,或可為暗室之一燈,迷津之片筏歟”[11]!短┪餍率窋堃氛匠霭鏁r,李提摩太又為該書重寫了一篇序,揚言:“此書為暗室之孤燈,迷津之片筏,詳而譯之,質而言之,又實救民之良藥,保國之堅壁,療貧之寶玉,而中華新世界之初桄也,非精兵億萬、戰艦什佰所可比而擬也”,“中國服官之眾、讀書之士,其于中國之古訓自已爛熟于胸中,若欲博考西學,振興中土,得此入門秘鑰,于以知西國之所以興與夫利弊之所在,以華事相印證,若者宜法,若者宜戒,則于治國讀書之道思過半矣”[8]。這種言過其實的夸耀和贊美當然不完全是出于對該書的欽佩,而更主要的是為了吸引讀者。
     1895年5月,李提摩太去南京拜訪署理兩江總督張之洞時,曾當面“請他為我翻譯的《泰西新史攬要》寫了一篇序”。稍后當李鴻章的兒子李經邁主動表示要為該書寫序時,李提摩太馬上“想到他的父親是不是也可以寫一篇”[12]。但這些“序”未見刊出,應該都沒有寫成!短┪餍率窋堃酚〕龊,李提摩太很快把“本書和緒言寄給了一些督撫大員”[12],借征求意見之名以擴大該書的影響。當李氏途經上海時,得知奉命赴日和談的總理衙門大臣、戶部侍郎張蔭桓也恰下榻該地,便立即把“《泰西新史攬要》連同我為此書寫的緒言,派人送給了他,表示希望他能讀一讀”[12]。不厭其煩地請名人作序,不惜工本地分送權要,無非是想借助他們的名聲和地位以拓展該書的銷路。
     為了打開《泰西新史攬要》的銷售市場,李提摩太還在該書“譯本序”中別出心裁地向皇上提出了二條“勸令宦途士林中人盡讀新書以興中國之策”:“一曰請皇上降旨,繼自今凡學院考取生童,主考、總裁取中舉人、進士必就西史命題條對,如生童考經古及鄉、會試第三場策問之類,必其洞晰無遺,始克題名各榜。一曰請皇上降旨,繼自今天潢諸貴胄與夫翰苑中人,均取是書悉心考核,以為先路之導,然后遴選年在四十歲以內者,令其游學各西國,肄習新法,期以數年學成回國,量才擢用。”[8]《〈泰西新史攬要〉提要》更是大肆宣揚:“凡熟讀是書者,作為時務策論,隸事運典,信而有征。”[13]受其影響,果然有人在考試時依據該書出題。據《萬國公報》報道:湖南學政江標“命題課士,博古之外,兼取通今,三湘人士,遂取廣學會譯著各書,視為枕中鴻寶”。并注明“去年所譯之《泰西新史攬要》,總百年來歐美諸國振興之大成;今年所著之《中東戰紀本末》,示天下萬國安危成敗之明準,談新學者皆不得不備之書也”[14]。繼任湖南學政徐仁鑄在主持郴州桂東“特科”考試時,甚至直接以《〈泰西新史攬要〉書后》為題。


3  柯林武德對《泰西新史攬要》的評價

     柯林武德出生于1889年,當時馬懇西的《十九世紀史》已經出了好幾種版本,比較流行了。而柯林武德在《歷史的觀念》一書中貶斥馬懇西的《十九世紀史》,更是該書問世半個多世紀之后的事了。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話語,19世紀80年代流行的東西讓20世紀三四十年代的柯林武德感到“陳腐”并不奇怪。經歷了世界大戰的西方歷史學家比他們的前輩們對于歷史有更加深刻的認識,也是理所當然的。應該指出的是,作為一位著名的哲學家和歷史學家,柯林武德是從學理的層面對馬懇西《十九世紀史》進行評價的。他指責該書把19世紀“描繪成一個進步的時代,一個從一種幾乎無法再加以夸張的野蠻、無知和獸性的狀態進步到科學、啟蒙和民主統治的時代”,不啻一種“狂想曲”[3],主要是說該書在學術上不夠嚴謹。然而,一部歷史著作是否能夠暢銷,根本不是取決于它的學術性和嚴謹度。相反,最有學術價值的歷史著作往往遠不及那些能夠適應普通民眾認知水平或迎合世俗需求的書籍更有市場。這種現象無論在西方還是在中國,應該都是不爭的事實。因而,該書的譯本19世紀末在中國風行完全是合情合理的。
 
參考文獻
[1] 參見:張昭軍、徐娟《文化傳播與文化增殖——以〈泰西新史攬要〉在晚清社會的傳播為例》(《東方論壇》2005年第4期);劉雅軍《李提摩太與〈泰西新史攬要〉的譯介》(《河北師范大學學報》2004年第6期);陳紹波、劉中猛《李提摩太與〈泰西新史攬要〉》(《滄!2006年第4期);易圖強《兩部墻內開花墻外香的近代暢銷書》(《中國編輯》2006年第3期);馮一下《〈泰西新史攬要〉:一部晚清歷史教材傳奇》(《教育與教學研究》2015年第9期)等文,以及熊月之《西學東漸與晚清社會》,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鄒振環《影響中國近代社會的一百種譯作》,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1996年版;《西方傳教士與晚清西史東漸:以1815至1900年西方歷史譯著的傳播與影響為中心》,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等著作的相關章節。
[2](英)柯林武德 著,何兆武,張文杰 譯.歷史的觀念[M].北京:商務印書館,1997.
[3] 中國史學會主編.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鴉片戰爭(五)[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
[4] 籌辦夷務始末[M].同治朝卷98,19.
[5] 中國史學會主編.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洋務運動(二)[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
[6] 徐壽凱,施培毅.吳汝綸尺牘[M].黃山:黃山書社,1990.
[7] 胡珠生.宋恕集[M].北京:中華書局,1993.
[8](英)麥肯齊 著, 李提摩太,蔡爾康 譯.泰西新史攬要[M].上海:世紀出版集團,上海書店出版社,2002.
[9] 中國史學會主編.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戊戌變法(一)[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10] 張伯良.《泰西新史攬要》書后[M].湘報(156).北京:中華書局,2006.
[11] 李天綱編校.萬國公報文選[M].上海:中西書局,2012.
[12] (英)李提摩太 著,李憲堂,侯林莉,譯.親歷晚清四十五年——李提摩太在華回憶錄[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1.
[13] 唐才常著.唐才常集[M].長沙:岳麓書社,2011.
[14] 清華大學歷史系編.戊戌變法文獻資料系日[M].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1998.
 

作者簡介:姚彥琳(1986,1-),女,河北石家莊人,博士,研究方向:中國近現代史,通訊郵箱:24422355@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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